TYPICAL CASE
典型案例

没有转款凭证仅以借条起诉,借贷关系能否认定

律师提示: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也就是说,原告起诉时,不能仅凭借据、欠条等凭证,还应该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出借大额现金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借条之外,原告通常无法提供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被告通常也会以没有收到借款、已经偿还了借款等进行抗辩。
        二、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已经偿还借款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在被告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下面推送的两个案例,就是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但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以及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且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的两种情况。可以作为律师执业的参考。
        案例一:王永刚与朱凌云民间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申2419号】
        【裁判摘要】原告仅依据借条起诉,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已经偿还借款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无法证实偿还借款事实的,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裁定书节选)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关于朱凌云的欠款数额问题,因朱凌云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偿还了王永刚的250万元借款,其提交的对账单、(2012)泰民一初字第6号一案中2012年5月14日原审法院所作的调查笔录及(2012)鲁民一终字第280号民事判决书亦不能证实对本案250万元的借款已作出了处理。因此,朱凌云关于250万元的借款已全部偿还王永刚的主张不能成立。
        案例二:靳菲与张关生、张省事与包头市瑞信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刘伊琦民间借贷纠纷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再92号】
        【裁判摘要】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且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裁定书节选)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审中张关生、张省事虽然提交银行转款凭条等证据证明借贷关系的发生,但靳菲、瑞信担保公司、刘伊琦也提出了银行转款凭证等证据予以回应,证明2010年所借款项已经还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借款方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借款方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出借方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靳菲等主张并提供证据证明已经通过转款偿还2010年所借款项后,张关生、张省事仍应对其主张承担证明责任。
        三、对于被告抗辩称没有收到借款的,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条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下面推送的四个案例,就是人民法院在原告无法提供转账凭证等证据的时候,综合全案证据及借贷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等,对借贷关系作出的综合认定。对于律师执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案例一:西安海星科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李平江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983号】
        【裁判摘要】出借人没有转款凭证,仅提交一份《还款计划》。但综合全案证据及借款人在上诉理由中的自认,能够认定《还款计划》的真实性,双方借贷关系成立。
        (裁定书节选)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1.关于二审法院认定的借款事实是否有误的问题。首先,李平江提交的《还款计划》本身具备合法的形式,有海星公司真实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真实签章,海星公司对此《还款计划》的真实性也无异议。虽然海星公司称此《还款计划》是在李平江以暴力威胁的状况下出具的,但是其并未出具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在法定时间提出撤销该《还款计划》。其次,海星公司申请再审称其“没有收到任何款项”与其在二审的上诉理由中“承认借款1696万元”的事实相矛盾。第三,二审法院审查双方之间往来款项时,海星公司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现金收条(复印件),以证明其已向李平江偿还了4396万元,其中,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共计1236万元直接转入李平江账户,其余款项转给汪宏、汪文婕、李秦江、陕西润鑫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现金收条(复印件)载明共计1774万元现金由汪宏代李平江收取。但以上证据均在《还款计划》之前发生,不能证明海星公司偿还所借款项。第四,海星公司称本案大额款项均以现金支付不符合常理,但现实生活中确实也存在此种情形,不能仅因没有银行转账凭证就认为没有支付借款,而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鉴于《还款计划》形式合法,海星公司在诉讼中承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且《还款计划》形成于海星公司主张的还款行为之后,应视为海星公司对其欠款及还款方式的确认。李平江已无进一步提供双方之间资金往来凭证的证明责任,其是否提交往来凭证并不影响人民法院对于借款事实的认定。因此,二审法院对于借款事实的认定有证据证明。
        案例二:王永刚与朱凌云民间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申2419号】
        【裁判摘要】原告无法提供转账凭证,被告抗辩没有收到借款。但被告始终认可借条是其本人出具、认可借条的真实性,在一审中也认可借款是多笔借款累计形成后打的总借条、认可收到了250万元。二审上诉中又主张未收到借款,是对其自认的反悔,且没有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实,对被告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裁定书节选)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中,王永刚主张朱凌云借款250万元,提交了朱凌云出具的一份借条,借条对借款人、出借人、借款数额有着明确约定,且朱凌云在一、二审中均认可该借条是其本人出具,对借条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故对该借条的证明效力应予确认。王永刚虽未提供向朱凌云打款的证据,但在原审中,朱凌云认可借款是累计形成的,是其和王永刚之间多笔借款累计计算后打的总条,并且认可收到了250万元。故此,朱凌云在二审中关于王永刚未实际付款,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的主张,是其对自认的反悔,因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实,二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案例三:曾志伟与襄阳市前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51号】
        【裁判摘要】1虽然借款协议中载明借款金额为1300万元,但对于其中的600万元,借款人不予认可。出借人如不能就600万元借贷资金来源、支付时间及顺序、具体支付方式等予以举证证明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于该笔600万元借款,法院不予支持。2、襄阳中院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未查明案涉实际借款数额以及是否存在违法高息的情况,即以民事调解书的形式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予以确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精神相悖。湖北高院撤销该调解书,并无不当。
        (判决书节选)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再审焦点问题是:1、曾志伟向前方公司实际出借款数额如何确认;2、(2008)襄中民三终字第326号民事调解书应否撤销。
        1、曾志伟向前方公司实际出借款数额如何确认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对于仅提供借据的大额现金支付,借款人提出合理怀疑之抗辩的除就债权凭证进行审查外,应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对于案涉借款协议及借条约定借款1300万元中的600万元,曾志伟主张已以现金方式支付。经审理查明,就具体交付时间问题,曾志伟的委托代理人于湖北高院再审庭审中陈述称,该600万元现金支付不是在借款协议及借条签订的当天,而是在700万元转账之后。就款项交付细节问题,本案原再审期间,曾志伟陈述为该笔借款是委托其妹妹曾珍办理,交易细节不清楚。本院再审庭审中,为证明借款现金部分的来源、交付等与本案争议焦点相关的事实情况,曾志伟申请自然人王俊忠及曾珍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王俊忠当庭陈述:“……我是听李汉昌和曾志伟说有现金交易”、“打借条时我在场,现金交易就不太清楚了”。曾珍当庭陈述:“(600万元现金交付)是在签订协议那天”、“(关于600万现金来源)350万元是我哥找我借的,250万元是从陈苏均那里借的”、“350万元就是放在家里的现金,当时正在离婚”。本院认为,综合上述庭审查明事实及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分析,第一,关于讼争600万元现金的交付时间,曾志伟的委托代理人于湖北高院再审中自认的事实与本院再审庭审中曾珍陈述的事实明显不一致,不仅时间相左且相互矛盾。第二,关于讼争600万元现金来源问题,曾珍自述350万元为其自有资金,其借予曾志伟用于本案借贷现金支付。而曾志伟于再审庭审中向本院新提交证据两份:“中国农业银行襄阳新华路支行2012年10月10日出具的关于曾祥国的银行水单”及“天门市东湖村村民委员会2013年9月24日出具的曾祥国与曾志伟、曾珍系亲兄妹的证明”。该两份书证的“证明对象”栏载明:“曾祥国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截至2007年2月9日余额有约320万元。该账户在2007年1月5日至2007年2月9日期间取现约320万元。曾祥国与曾志伟是亲兄弟关系,曾志伟向前方公司提供的部分现金系由曾祥国最终提供”。上述曾志伟新提交证据所指向的320万元现金的实际所有人为曾祥国,其与曾珍当庭自述的该笔现金来源为己的证言为截然相反的两种主张。换言之,该两份曾志伟就讼争借贷现金来源提供的书证与曾珍就同一事实向法庭陈述的证言内容相悖事实相抵,其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关系均值得怀疑。第三,关于讼争600万元现金的交付细节问题,证人王俊忠明确陈述,仅是听闻并不清楚。同时,因曾珍曾在本案多次庭审中均旁听了本案的法庭审理,在襄樊中院二审及本院再审申请审查过程中亦是作为曾志伟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开庭审理及询问等诉讼活动。根据《证据规定》第五十八条关于“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的规定,曾珍已丧失证人的独立法律地位且与本案诉讼结果之间存在重大利害关系,故曾珍关于由其独自与李汉昌完成现金交付的庭审自述不能作为确定本案借贷事实发生的证据予以采信。
综上本院认为,综合对全案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本案借款协议及借条关于高额无息借款本金的约定,与正常民间借贷交易惯例不符。在借款人不予认可且已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形下,出借人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现经本院再审审理查明,曾志伟作为出借人,不能就借贷资金来源、支付时间及顺序、具体支付方式等涉及现金借贷关系是否实际发生的案件主要事实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举证证明,且就其诉请主张存在诸多前后不一、相互矛盾的庭审陈述及证据出示,对此,曾志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曾志伟关于其与前方公司之间存在1300万元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事实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湖北高院再审判决综合案涉借款支付证据、借款发生时间及借款协议约定内容,认定1300万元并不全是借款本金,曾志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600万元现金已支付,本案实际借款数额为700万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二)(2008)襄中民三终字第326号民事调解书应否撤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九十六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前述本院审理认定的事实,襄阳中院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未查明案涉实际借款数额以及是否存在违法高息的情况,即以民事调解书的形式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予以确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精神相悖。曾志伟关于该调解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的申请再审主张,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应不予支持。湖北高院再审判决关于依法撤销(2008)襄中民三终字第326号民事调解书的认定,于法有据,本院亦予维持。
        案例四:赵俊与项会敏、何雪琴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2)长民一(民)初字第6886号】
        【裁判摘要】1在夫妻关系恶化、借款人一方存在与他人串通虚构婚内债务嫌疑的情况下,借款人一方的自认,并不当然地产生夫妻双方认可债务的法律效果。2、在出借人和借款人均没有明确表示免除借款人配偶还款责任的情况下,应追加借款人配偶一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3、出借人仅提供借据、不能提供转款凭证,即使有借款人一方的自认,出借人也应该进一步就出借的合理性、出借人的资产状况和现金出借能力、款项用途、款项交付等关键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不能举证或者所提交证据存在明显矛盾无法认定的,视为没有完成举证义务,对其诉请不予支持。
        (判决书节选)
        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原告主张其与被告项会敏之间存在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其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以及涉案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原告提供的《借条》证明其与项会敏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对于借款交付问题,其主张200,000元以现金形式一次性交付给项会敏。
        对于原告的上述主张,被告项会敏均表示认可,并称其收到借款后同样以现金形式存放,并于2007年8月2日以其中的10万元提前归还房屋贷款。被告何雪琴则明确否认涉案借款的真实性。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在本案中虽明确主张由项会敏一人归还借款,但项会敏辩称涉案借款用于两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应由两被告共同偿还。事实上,在两被告的第三次离婚诉讼中,项会敏也始终将本案借款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共同偿还。基于本案处理结果与何雪琴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根据何雪琴的申请,依法将其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根据原告申请,追加何雪琴为被告。因此,何雪琴作为本案被告以及利害关系人,当然有权就系争借款提出相应的抗辩主张。其次,基于两被告目前的婚姻状况以及利益冲突,项会敏对系争借款的认可,显然亦不能当然地产生两被告自认债务的法律效果。并且,项会敏称其于2007年8月2日用涉案借款中的100,000元提前归还房贷,但其银行交易纪录却显示当天有100,000元存款从项会敏名下银行账户支取,与其归还的银行贷款在时间、金额上具有对应性。此外,项会敏银行账户在同期存有十余万元存款,再以5%的年利率向他人举借200,000元,缺乏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案于2013年3月7日开庭时,项会敏经本院合法传唤明确表示拒绝到庭。上述事实和行为足以对项会敏相关陈述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故基于以上原因,原告仍需就其与项会敏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义务。再次,原告自述其名下有多套房产,且从事经营活动,故其具有相应的现金出借能力。为此,本院给予原告合理的举证期限,要求其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资产状况和现金出借能力,并释明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嗣后,原告答复其拒绝提供相应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告明确表示放弃继续举证权利,而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亦并未能证明涉案借款的交付事实以及原告本人的资金出借能力,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项会敏个人对涉案借款的认可,因其与原告之间对此并无争议,其可自行向原告清偿,本院对此不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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